任何一个学科的诞生都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常常掩藏于复杂现象的背后，但是其运行逻辑是可以被人们加以揭示的。就此而言，要深刻理解“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现象，就有必要探寻其背后或必然涉及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的逻辑运行关系，而一旦理解了其内部演变的逻辑关系，我们就能较好地把握“研究生教育学”及其“研究”的本质特征、内涵要素和基本规律。可以说，这不仅对科学建构中国研究生教育学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研究对象：从研究“人”到研究“学生”，再具体到“中小学生”“大学生”以至“研究生”的递进发展
讨论任何学术问题都得从基本概念或基本范畴说起。不同的理论体系选择不同的基本概念或基本范畴，但是必须能够解释或揭示事物的基本规律，这样才能称得上合格的理论体系。人类认识事物总是通过从一般起始性的基本概念开始来理解更高层次的概念，逐步认识更多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直至认识事物的整体面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现象，可以选择从最基本最直接的概念范畴——“学生”入手。“学生”是什么？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指“在学校读书的人”；二指“向老师或前辈学习的人”。前者指狭义的“学生”，即在学校接受国家规定意义上的教育的人，包括“中小学生”（含中专生）、“大学生”（专科生、本科生）乃至“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后者指广义的“学生”，譬如“他教导我懂得很多人生道理，我是他的‘学生’”。从概念逻辑和外延来看，“学生”是属概念（上位概念），是外延最大的概念，它包含一系列种概念（下位概念），包括“中小学生”“专科生”“大学生”“本科生”“研究生”等。依据综合判断，“大学生”是“学生”，“研究生”也是“学生”，显然，“大学生”和“研究生”均具有“学生属性”或“学生特质”，因此学校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既要遵循“大学生”“研究生”的规律，也要遵循“学生”的规律。进一步说，“人”是“学生”的属概念，“学生”是“人”的种概念，而“人”又是如此的重要、复杂和广泛。例如，从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国家（地域）、信仰等可以区分不同群体的“人”，而人类教育活动无不深受其影响。换言之，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会因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学、传统、信仰等各种因素而在“人”的教育上存有诸多不同的理念，这些理念也影响到研究生教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探讨研究生教育可以从识“人”开始，于是，“人”—“学生”—“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概念序列”。
循着这样的意义，考察各种关于人、关于学生（中小学生）、关于大学生、关于研究生的规律，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重要现象，得到一些重要认识。例如，作为“人”的范畴，我们讨论“人”的成长规律，在此基础上讨论“学生”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成长规律。具体而言，首先研究各属其类的“人”的成长规律，然后了解各属其类人的教育规律和发展规律，进而把握学校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从逻辑演进的角度分析，“人”—“学生”—“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的“逻辑线条”，不仅决定了“人的规律”—“学生的规律”—“中小学生的规律”—“大学生的规律”—“研究生的规律”的“逻辑线条”，也决定了“人的教育规律”—“学生的教育规律”—“中小学生的教育规律”—“大学生的教育规律”—“研究生的教育规律”的“逻辑序列”。在此序列中，靠前一个皆是后一个或几个立足和前进的基础，而“人”及其“教育”是所有后者的“概念基础”，所有后者皆是对“人”及其“教育”的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展开。这样看来，从认识“人的教育”到认识“学生教育”，再具体到“中小学生教育”“大学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可以形成一条考察研究生教育研究对象的逻辑主线。
二、研究领域：从“哲学研究”到“普通教育学研究”，再到“高等教育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学研究”
德国认识论学者石里克指出：“任何一门学科在能够开始其工作之前，必须对它所要研究的主题形成一个确定的概念。作任何探究之前必须对它所要研究的领域进行某种界定。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将要研究的是什么，希望回答的是什么问题。”[1]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活动现象，其实人类从诞生起就有了教育现象，且无时无刻不需要教育，因为“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2]3，“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2]5围绕“人的教育”，人类开展相关教育活动规律的研究，自觉服务教育的需求，于是出现了“教育研究”“普通教育研究”，后来又演化出“高等教育研究”乃至“研究生教育研究”。就概念内涵来说，“教育研究”涵盖了“普通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教育研究，“教育学”也涵盖了“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研究生教育学”，因为作为属概念的“教育”覆盖了作为种概念的“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等，就像作为属概念的“学生”涵盖了“中小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概念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学是研究“学生”教育及其规律的学问，普通教育学是研究“中小学生”教育及其规律的学问，高等教育学是研究“大学生”（本、专科生）教育及其规律的学问，研究生教育学则是研究“研究生”教育及其规律的学问。这些“教育研究”与关注“人”及“人性”问题的“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简言之，“哲学研究”影响“教育研究”。例如《论语》曰：“性相近，习相远也。”意思是，人性接近，但是后天学习使得人与人之间出现差距。这说明，人的教育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还涉及更重要的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关于“人”的哲学问题深刻影响人类对教育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实践方式。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初出现在“哲学研究”的视域中。这种现象从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了，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中国可追溯到孔子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孔子的《论语》，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教育学著作。到17世纪，在近代实验科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撰写了《大教学论》，为教育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础。18世纪后半期，教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哲学家康德于1776年首先在哥尼斯堡大学开设了教育学讲座，其继承者哲学家和教育家赫尔巴特又于1810年设立了教育学研究所，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研究和出版了《普通教育学》等著作，“成为近代教育科学的先驱”[3]。所以张楚廷教授说：世界上“不是先有教育学再有哲学的，是先有哲学，很晚很晚以后才有教育学的”[4]。需要指出的是，张教授所言教育学，乃是指作为一门严格意义的学科的教育学。20世纪50年代，随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针对高等教育开展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人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国的工作先于西方世界，其中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贡献卓著，学界认为他“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泰斗，在国际高教界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有文献记载，当时潘教授率先开设“高等学校教育学”，提出了高等学校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的区别以及构建“高等专业教育学”的构想，于1978年正式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于1984年主编出版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高等教育学》[5]。据此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国内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发展潮流。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类知识、理性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特别是一些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功能的强化，人类社会接受大学本科以上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甚至一大批世界名校均以从事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为核心使命，于是针对研究生群体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也得到了知识社会的热烈欢迎和学术界的价值认可，并逐步从“高等教育学研究”范畴中演变分化或延伸出来，从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三、学科演变：从“普通教育学”生长出“高等教育学”启示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评价
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有一个价值层面和事实层面的理解问题。从价值层面来说，建立研究生教育学及其理论体系，显然是为了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价值，以提升国家教育进步的质量和水平。换言之，如果人们对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摸得很透，那么无疑将更好地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构建研究生教育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是作为有待建设的新兴学科，不仅是自认为有必要建立，还要看邻近学科是否包含了这个领域或者是否解释得了这个领域的学问，如果邻近学科解释了或包含了，那么建构这个新兴学科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解释不了或解释不到位，那么就会给这个新兴学科提供成长的空间和发展的契机。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学即是在教育学或普通教育学理论解释不了“高等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出来的一个学科。21世纪初，有学者指出：“从整体上说，在高等教育学范畴下研究研究生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已不可能了，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正在突破高等教育的学科域限，需要把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来进行研究。”[6]于是，学术界出现了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的现实需要和学科需求。不过即使如此，建立一个新兴学科还应遵循学科成长的规律。正如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学》后记中所指出的：“高等教育学从经验到科学要有一个过程。建设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使高等教育学向着科学化迈进。然而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要以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为基础。”[7]286这启示我们，若要建立研究生教育学，就应该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动员更多学界人士开展对这种理论问题的探讨，以便加深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以服务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那么，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事实层面究竟如何？目前看来，这不仅值得重视，也需要人们反思和推动相关工作。据学界探讨，一个学科的成长发展需要一些基本要素，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代表人物、经典名著、学术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学术出版物、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课题规划、学术活动等学术共同体及其社会建制体系，其概念关键词是“知识体系、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活动形态、社会服务、经验方法、模式和系统”[8]。以高等教育学为例，经过学界讨论，其研究对象被确认为“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的对象”；研究方法选择“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研究任务是阐释和揭示高等教育发生发展规律；代表人物有潘懋元教授等；经典著作是《高等教育学》以及长期以来出版的各种《高等教育学新论》等著作；学术组织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包括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等分会）；专业研究机构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所、室）等等；学术出版物有《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研究生培养在全国布有博士点24个、硕士点300多个；课程体系涵盖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大学生心理学、高等教育系统工程等等分支学科[9]；同时该学科既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课题，也有各省市等立项课题；学术活动定期举办，形成了几十个分会组织和分支机构，且经常性地开展学术活动。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体系支撑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研究，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7]297令人鼓舞的是，2015年12月，《潘懋元文选》英文版在建于1683年的荷兰博睿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走出去’的又一重要里程碑”[10]。横向对比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包括研究生教育学基本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等学科要件仍然缺乏等等。不过纵向比较看，经过多年建设，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包括薛天祥主编的《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学》等，这些科研成果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未来时期正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赵沁平院士所言：“我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呼唤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繁荣，呼唤研究生教育学科的诞生。我国数十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实践和制度体系建设，为广泛深入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1]所以，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研究必将迎来发展的新阶段，研究生教育学界不仅大有可为，也应该大有作为。
四、理论建构：对处于发展成长中的研究生教育学基本理论之逻辑演进问题的探讨
任何学科在理论建设的初期，都会遇到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通常，人们会借助其他相邻学科的建设经验，甚至模仿其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例如，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初期阶段就是这样做的。“潘懋元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就是在参考普通教育学体系基础上经过加工和创新后完成的。”[12]事实上，借力其他学科构建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会在理论逻辑思维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研究生教育学在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初期阶段，也难以避免这样的影响。既然如此，不妨认真梳理一下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逻辑演进问题。
首先，要重视哲学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影响，其中要着力研究研究生“作为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这是探讨研究生教育学研究规律的根本要求。因为研究生首先是“人”，“人”是什么？世界上的“人”各式各样，如何认识“人的价值”？如何培养“人”？“人”的成长和培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研究生作为“人”与一般的“人”有什么不同？怎么看待这种不同？如何培养这种“人”？站在中国大地上如何培养这种“人”？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子说，人者，仁也。那么，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落实这种哲学思想？如何选择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教育“人”？等等。这些基本问题，既是哲学问题，也是教育问题，对研究生教育必然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要深刻认识哲学对教育的影响，努力挖掘和发现哲学研究对教育研究影响的积极因素，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建设提供重要支持。
其次，要重视普通教育学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影响，其中要着力研究研究生“作为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这是探讨研究生教育学研究本质规律的内在需要。因为，研究生是“学生”，具有“学生属性”，那么“学生”是什么？“学生”的特殊性是什么？什么样的“学生”是合格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的“学生”？我们如何培养这样的“学生”？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都是教育学特别是普通教育学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涉及“学生”的培养方向、培养目标、培养途径、培养方法、培养手段、培养效果，自然也影响到大学对“学生”的教育。例如，中小学在培养“学生”时只注重“单向灌输”而不重视“互动研讨”，只讲究“死记硬背”而不培养“质疑精神”，那么无疑将影响到大学生乃至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所以，研究生教育学研究需要关注这些实际问题。
再次，要重视高等教育学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影响，其中要着力研究研究生“作为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这是探讨研究生教育学研究规律的必经阶段。因为，就学科性质和学科内涵来说，高等教育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例如两者都属于高等教育研究，都属于应用性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学研究甚至包含了部分研究生教育学内容。不过，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学是以大学生准确地说是主要以全日制本科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研究生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当世界范围内研究生规模越来越大，甚至世界名校研究生规模超过本科生时，这在客观上要求学界必须正视研究生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研究生教育（学）研究。例如，研究生的专业教育和大学生的专业教育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众多世界名校的研究生规模超过本科生？它们为什么从事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等等。这些现实问题的理论诉求，都迫使人们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学研究及其与研究生教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生教育学应该主动地回答这些问题。
最后，要重视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着力研究“研究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包括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这是建立在前者的问题和规律探讨基础上的研究生教育学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虽然与中小学生、大学生的教育规律有一些共性特征，如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性质、教育方针、教育基本原则等方面有共性，但是也有研究生教育阶段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个性化要求，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考核标准等对研究生的学术创新潜质和科研创新能力等均有更多、更高、更新、更实的要求。因此，当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时，我们不仅应该重视和研究这些不同教育阶段及其教育学理论的前后衔接，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教育学术资源，而且应该高度关注研究生教育学的个性研究内容，深入探讨研究生教育的独特规律。可以说，这不仅是推进研究生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加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教学实践联系的重要任务。
